他们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父亲在西昌工作，据说他的父亲有枪，所以就决定到西昌去打游击。要上山当红军游击队，要同学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再打回来。他们具体怎么走的，真正的目的地是什么，走哪条路线，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。这些小游击队员娃娃们也真是太淘气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找到当时在解放军cd警备区当兵的老朋友，他当时在摩托连当连长，二话没说，他就专门给我调派了一辆摩托车，一个解放军战士开着摩托车。

在这一天，我就坐在摩托车旁边的偏挎斗里，和这位解放军战士一块儿，跑遍了cd市东西城区所有的派出所和大街小巷，整整奔波了一天，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。

当天晚上，那几个学生的家长到我们家来打听消息，我们没有得到这几个孩子的任何一点新信息，也无法向家长们提供这几个学生的任何线索。我怀着愧疚的心情送走了这几位学生家长，嘴里不停地说着大话安慰着他们，但是我心里的确一点儿底儿也没有。

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终于熬过去了，早上七点左右，我刚要拉开房门准备去上班，正好房门响了。

探索人生路

小学校里的游击队员

1975年3月的一天，人民北路小学的领导突然给我工作单位上打一个电话，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办公室，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和我商量，我只好和工段长杨师傅简单汇报说明了情况，赶紧就骑着自行车很快赶到了学校，

我把自行车存放在小学校的收发室旁边，向收发室的师傅打了一个招呼，急急忙忙地走进了学校的大办公室。校领导迅速把我领进了大办公室里的一间小套间办公室，无须说半句客套话，他们万分焦急而开门见山地说了一件大事。

原来学校里有几个在校学生突然失踪了，有一些学生向学校的老师反映，说我的小弟弟石喆可能知道他们的去向，但是他们从我弟弟的嘴里什么也没有问出来，他什么也不说，只好把我喊回来，要我做我弟弟的思想工作。我回到家，看到他正在家里玩儿。我就把学校老师跟我说的事情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下，问他是否知道那几个学生的去向。果然，他也是这样回答我的。

房门外面有人在轻轻地敲门，我顺手打开房门，发现两个十来岁陌生的男孩子站着门口，突然间我意识到，这正是我们这几天要找的那些孩子其中的两个。

他说：“这是他们之间事先商量好的秘密，决不能告诉任何人。”

我只好反复动员他，从家长找不到孩子心情如何焦虑等多方面给他做工作，他还是坚持不说。只说是为朋友讲义气，任何时候决不出卖朋友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

晚上，那几个失踪学生的家长纷纷找到我们家来，向我弟弟打听那几个学生的大致方向。大概是那么多家长苦口婆心地问他，我小弟弟实在是推托不过去了。才说出那几个人从西门走了，原来打算是上西昌，又是我小弟弟为他们在地图上用（学生专用的）塑料三角板计算出来，出西门往西的方向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，我想我的小弟弟可能是把地图上的比例关系搞错了，计算结果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：从西昌到cd的距离只有20公里，20公里等于40华里，按每小时8华里的步行平均速度计算，就可以徒步在5小时之内赶到西昌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为什么他们非要到西昌去呢？因为是上课的时候他们几个淘气，受到任课老师的严厉批评，任课老师还说过，要课后的今天晚上必须要做家访。这几个学生想到老师做家访，一旦老师离开家，学生肯定要挨家长的打，

因为怕挨打，所以他们就准备出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