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中晚唐以后，世风日下，向考官推荐人才完全变成了营私舞弊，甚至仗势欺人。比如一个名叫裴思谦的，便公然拿着宦官头子仇士良的推荐信，闯进贡院 （考试机关和考场）向礼部侍郎高锴要状元。仇士良是横行霸道连皇帝都害怕的人，高锴也只好说：别的名次行不行？

裴思谦答：上头说了，状元非裴秀才不可。

高锴无奈，低头说：那我总得见见他本人吧？

裴思谦又答：我就是裴思谦。[19]

这实在太不像话。因此宋以后就只认考试，明清两代更是考场如战场，从上到下严防死守。一旦发现通风报信、泄漏考题、买通关节、冒名顶替等舞弊行为，不知会掀起多大的风浪，也不知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。

但，无论察举或荐举，都不考试。

或者说，只考察，不考试。

结果是什么呢？考察成了形式。东汉末年，举秀才，不识书；举孝廉，父别居。所谓人才，不少是假冒伪劣。汉灵帝则干脆明码实价买卖官爵，帝国也就灭亡。

南朝的情况也不佳。由于可以坐享其成，名门望族的子弟变得越来越腐朽无能。他们大事做不来，小事不肯做，尸位素餐玩忽职守，最后也连同王朝一起完蛋。

看表现，生冒牌货；讲门第，出寄生虫。不改革行吗？

毫无疑问，坚持考试和只以考试为依据是有道理的。实际上同为选拔官员，科举与其他方式的本质区别就在十六个字：设立科目，统一考试，公平竞争，择优录取。唯其如此，它才能排除各种干扰，直奔为帝国选拔人才的主题而去。

因此，它还有一个配套政策。

配套政策就是考生资格的认定。第一种是生徒，也就是国学、州学和县学的学生。由于上学有名额，所以生徒也叫生员，正如官僚有定员而叫官员。第二种叫乡贡，也就是并非生徒的其他读书人，只要符合一定的政治和身体条件，就可以向州县报名，由州县推荐参加尚书省的考试。

这就是海纳百川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意味着帝国政府在最大限度上开放门户，门第身份变得不再重要，因此大受庶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欢迎。同时，它也意味着读书人有了自我推荐的可能性，因此也有学者将科举称为“自举”。[20]

自举，也是了不起的进步。

当然不行。但，办法呢？

考试。

科举是一定要考试的。通过由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来选拔官员，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，可谓开现代公务员制度之先河。但，正因为史无前例，便需要探索。事实上，唐代科举并不完全看考卷，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的推荐也能决定录取和排名。而且，由于推荐是公开的，反倒不容易作弊。[17]

比如徐凝和张祜（读如户）。

张祜和徐凝都是才子，也都是诗人。他们要争夺州考的第一名，便在杭州刺史白居易的宴会上吟诵自己的诗句。张祜的名句是：日月光先到，山河势尽来。徐凝则诵曰：千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。张祜愕然不能对，于是社会舆论便一致认为徐凝应该摘取头牌。[18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