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且我并不像其他学生一样带着近视眼镜，所以我在我们班可以说是个异类。但我对中国历史和考古专业非常热爱，所以只要田教授有时间我就去找他请教一些不明白的东西，所以我的成绩在我们班里可以说得上前三名，田教授似乎认识爷爷，平时多少对我提及一点，而且他对我从来也都是倾囊而授，并不藏私，所以一直到实习，我和田教授的关系都非常好。

说起来实习，我还是讲讲我第一次实习吧，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，那是因为这一次的实习几乎差点要了我的命，并且还损失了几个同学，就连田教授也差一点报销，如果不是我当时会功夫，恐怕现在就要跟我的几个同学一样死于非命了。

事情还要从头说起，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，当时田教授在讲台上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，从后天开始就要进入实习期了，有的人会进入研究所实习，有的人会加入考古队，去跟随考古队去发掘古墓，大家都将自己的意愿写在纸上，如果名额允许的话，学校一定会按照同学们的意愿去安排的。

我记得爷爷到了故宫之后居然带着我和奶奶一路走来，就好像是自己家一样熟悉，就连那些还没有开放的区域都是了如指掌，甚至到了故宫博物院之后，还见到了几个熟人，看着爷爷跟他们打着招呼，一说起话来都是高谈阔论，让我忍不住有些羡慕。

当然了，跟爷爷比较熟悉的人基本上也都是七老八十了，不过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人中几乎都是当时文物考古中泰山北斗的人物，甚至现在他们的一些著作对于中国的历史考古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。

随后我又带着爷爷来到了卢沟桥。历史书上记载，1937年，日本部队在卢沟桥驻扎，借口失踪了一名日本军人而跟当时驻守在北京的29军发生冲突，随后29军后撤到了天津。虽说这时候的卢沟桥早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样子，甚至连水都很少，但当我看到了爷爷流下的眼泪之后我震惊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当年爷爷就是29军中的一员，当时的爷爷只有十几岁，是童子连的排长，他们一个连甚至加上连长在内近百人，但是在驻守宛平时，除了爷爷之外，几乎全部战死，只有不到十人生还，最后实在顶不住了撤出了宛城，宛城失陷后，爷爷回到了他们所在的营，成为了一名连长，后来在多次对日本的战斗中，他们的营伤亡很大，后来营长战死，甚至连他们29军的副军长都战死。

爷爷所在的营部退到天津之后又对日本部队展开了疯狂的打击，但毕竟装备和平时的训练不足，导致全线溃败，最终军长带着他们退到了保定一线，保定是爷爷的老家，当时的爷爷已经是营长了，虽说年纪小，但毕竟战斗经验丰富，再加上爷爷的功夫很好，所以当时全营上下都没有不服的士兵。

后来整个29军被国民政府整编，番号不变，要南下，爷爷他们这些中下层军官想不通，日本人就在眼前为什么不打，偏偏要让出大好的国土，一气之下扔了枪杆回了老家种田。

像爷爷这种弃官不做的中下层军官当时有很多，因为他们眼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日本人打死炸死却不能报仇，心里很是纠结，所以才有了这种弃官的举动。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，当时的中国的军人还是很有些骨气的，但高层有很多想法，再加上国民政府当时的争论和不作为，总之原因有很多，这在就不说了。

当时我并不明白爷爷为什么会流泪，在我的印象当中爷爷是一名铁骨铮铮的男人，从我小时候到长大，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对任何人说过一句抱歉的话，甚至他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也要坚持。

但为了缅怀战友，他居然流泪了。我记得当时奶奶上前轻轻的抚着爷爷的后背，爷爷奶奶就这样站在宛城外，花白的头发随着清风飘舞，那个画面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。

就这样，我在北京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，说实话，大学里的学习枯燥乏味，我们这个专业更是“人才凋零”，但我的老教授，也就是我的导师田教授对我很是照顾，田教授当时有四十多岁，身材不高，大概有一米七左右，而我当时早已经是一米八的个子了，虽说稚气未退，但由于常年练武，我的体重达到了近九十公斤。